禁止女人养公狗

王跃文

男人坏了，总赖女人。贾宝玉明明自己是个花痴，从小落下个爱吃胭脂的毛病，尤其爱吃妹妹们嘴上的。可他老娘偏要怪他身边的女孩子：好好儿一个宝玉，就叫你们给调唆坏了！金钏儿白白地死了，就因宝玉舔了她嘴上的胭脂。女人被男人调戏了，便是有罪，自然该死。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真是天经地义。道理很简单：金钏儿嘴上要是没涂着胭脂，宝玉怎么会去舔呢？该死的当然是金钏儿。

我不知道杨贵妃到底做过多少恶，但单单她是女人，偏偏长得倾国倾城，恰恰独霸“三千宠爱”，她就活该缢死马嵬坡。就因“六军不发无奈何”，她就只好“宛转蛾眉马前死”了。我想纵然是现代信息社会，很多神秘女人同神秘男人的故事都是云遮雾罩，古人对宫禁之内闺阁之事何以知晓得那么详细呢？其实古人不用知道太多，他们只要听说一个皇帝宠着一个女人，那么，这个皇帝几类商纣，美人无非妲己。别的道理都不用多说，历史绝对如此写了。

中国毕竟进步了，女人不再是祸水。新闻秀才们从来都很具语言天才的，他们曾经创造过“铁姑娘”之类极具后现代美感的名词，近年又创造了个“廉内助”，由此派生的便有“廉嫂”、“廉母”之类。但凡雌性，前面加个廉字，便能薰陶出大批廉洁的雄性物种。前几年，华夏大地，廉嫂辈出。母性伟大，足可见证。可是母性们还来不及飘飘然，逻辑毛病出来了：未必男人变贪了，便是女人调唆的？退万步讲，也是女人没教好他们啊！原来，绕了个美丽的弯子，仍是把女人当祸水！

女人抱怨人类至今没有走出男权社会，好心的男人也帮着女人如此吆喝。既然仍是男权社会，天下大事，首当其冲，便是男人。何以出了麻烦，就拿女人抵罪呢？恰如一棵树，叶子黄了，或因水涝，或因干旱，或因病虫，此类真实原因不找，偏拿叶子出气。如此，这棵树只有死路一条。幸好没人糊涂到“廉嫂治国”的地步，不然廉嫂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说到天下大事，自是痼疾甚多，病根当然不在男女之辩。

替有钱人着急

王跃文

    我写作觅生，身无长物。倒是有些手头阔绰的朋友，他们却为口袋里的钱烦燥着。这些人当然不是最有钱的一类，余银一两百万元左右吧。他们拿着这钱不好办，几乎成了心病。

    想着去投资做生意，左右下不了决心。干什么好呢？往大街上转转，门面鳞次栉比，做什么买卖的都有了，实在想像不出还有别的赚钱门路。弄得不好就血本无归，那就悔之晚也。这些朋友中间有的原本是白手起家的，没想到赚了几个钱，倒不知怎么办了。进而一想，手头的钱毕竟有限，干什么都只是小本生意，却得同各路神仙打交道，作揖叩头，点头哈腰。想着就烦。生意是不想做了。

    现成的思路就是炒股。可是四处一打听，没听谁说炒股赚了钱。有朋友自嘲说，炒股本是投资，如今却成消费了，而且是高消费。真正有狠的大炒家早已抽身走人，转到别的赚钱行当里去了。依然留在股市里出不来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是原本财大气粗的机构股、高谈阔论的股评家、梦想再次暴发的暴发户以及亿万迷信股市可以将自己有限的血汗钱点石成金的小散户。看来，炒股也不再是明智选择了。有人说，股市的嫌钱法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拿着一两百万元钱去当猪，又何必呢？

    家有黄金，外有斗量。做保险的上门了，说你钱捏在手里干什么？买保险吧。心想保险自然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没个不时之虞呢？可就受不了保险推销员那股热情劲儿。他们的笑容总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一打听，才知道保险推销员的回折比例大得吓人。于是你的直觉就是自己的保险费有多少白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再往深处想，保险费成本这么高，能保险吗？有朋友说，他见识过保险员培训班，那场面同电视里曝光的传销培训差不多。好了，保险也不想买了。

    只好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可是银行也不是吃素的，利息低得可怜，还得征税。银行服务也不敢恭维。银行有些规定真令人费解。有位朋友是做广告策划的，每做完一单，就有笔可观的收入。可每次都为去银行取钱伤脑筋。这位朋友是自由广告人，没有开公司。银行工作人员说，公款不能汇给个人。我朋友解释说，这是人家公司付给我个人的劳务费，不是给我个人，又给谁呢？银行说，对不起，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朋友问，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银行说，按规定，我们应该把钱打回去。但是可以变通，你找个公司账户吧。我朋友没法，只好找个熟人公司的账户。每次都得这么周折一番，钱才能到自己手里。心里总是不快。让自己的钱往别人账户上过，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想着就不舒服。更荒唐的是银行分明知道账户是临时找的，钱还是要到个人腰包里去的，何必硬要多此一举呢？这位朋友说，想着银行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就烦，真想买个保险柜，把钱锁在家里算了。

同胞的 脸色

王跃文

    二十年前，有回往商店购物。售货员们表情统统漠然，眼睛望着街道行人。进进出出的顾客他们竟视而不见。我凑到柜台边，说了想买的东西。那位女售货员奇怪地望望我，朝同事做了个鬼脸，抿嘴冷笑。然后低着眼皮，不再望人。收钱，找钱，发货。

    我提着东西，出门好久了，脸还滚烫如火。我哪地方惹得她那么好笑？老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用语太客气了，售货员们不习惯。无意间我又拿出钱来数数，发现那女售货员多找了五块多钱。

    次日，我顺路去了那家商店，喊了那位找错钱的女售货员。不料我话没说完，她脸色铁青，恶语道：你神经病！谁多找你钱了？她的同事们，有的白眼睛，有的哼鼻子，有的怪笑。我气促语塞，说不出话。又像被当场抓住的贼，无可逃遁。我一堵气，往回走了。心想，退钱你不要，就别怪我了。当时我月工资不到四十元哩。

    可是我很久都弄不明白：我好心好意去退钱，她凭什么还要骂我呢？原来，说她找错钱了，等于让她在同事面前丢脸了。那是国营商店，正吃着大锅饭哩！

    年岁愈长，遇事愈多，便懂得嘱咐自己心平气和，免得伤了身子。世间很多事情，不是我等无名小辈管得着的。但凭自己良心做事，别人且由他去吧。又比方这脸色，我照旧和善着，谦恭着，平和着。别人的脸色，我不去看，也不想管，也管不着。

    原先在衙门公干，有位同事，自然是位官长，成天黑脸皱眉，忘乎所以。很多回，下级单位来办事，他总是鼻子里打哼哼，眼不望人，爱理不理。我在场见着，很是尴尬，就像自己对不住别人似的。下面来的那些人，很多是我熟识的，就更觉难堪。他们同我私下里说：没见过如此没教养的人，还是什么狗屁副厅级干部！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倒茶看座，顾左右而言他。此等情状见识了几回，我就学聪明了：但凡下面来人找那位官长，我先溜了，免得难受。我实在不忍看他那张脸。

    百姓看不惯官员的脸色，其实百姓们自己的脸色，也不尽是好看的。往大街上走走，去车站码头看看，鲜有几张和颜悦色的脸。有两年，因工作之故，我几乎每周要坐两小时短途火车。短途只有站票，得碰运气找空座位。有人占着两个座位，或干脆躺着占三个座位。我总是客气地问：请问这里有人吗？回答肯定是：有人。再看那答话人脸色，必定冷若冰霜。可是我知道，这座位十有八九是没人坐的。我每次都说：好吧，我先坐一下，来人了我再让。遇着这种邻座，两小时的车程就会变得特别漫长。

    我专门琢磨过火车上旅客的脸色，很有喜剧效果。中国列车的硬座车厢，通常挤得水泄不通。有了座位的人，脸色就莫名其妙地骄傲。站着的人，脸色是羡慕的，嫉妒的，气愤的，烦躁的，自卑的。谁往身边挤过，他多半怒目而视。刚刚还是站着的，碰巧身边有人下车，他飞快地抢了座位，立即就变得高人一等，面呈得意之色。站在他旁边的，手往他靠背上搭搭，他就会拿白眼去望别人。

    躺在卧铺车厢的人，感觉格外优越。他们的脸色通常是矜持的，一般互不搭话。买着下铺票的人，自觉身分不凡。睡中铺的，心有不平，会找理由安慰自己：还干净些、清静些。上铺的人会觉得没面子，有的甚至会自言自语，申明自己只买着上铺，情非得已。他们哪怕会聊到一起去，往往是干坐很久之后的事。说不定他们就会聊到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硬座车厢，那不是人呆的地方。此时他们的脸色，要么自得如市侩，要么悲悯如上帝。

    软卧车厢的人，尽可能优雅着。四人一间，相互客气地招呼一声。他们的脸色尽量温良恭俭让。他们会纵论天下大事，尽是高见。中国早没世袭贵族了，谁都是平常出身。但凡躺软卧的人，大多都有过挤硬座、睡硬卧的经验，但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哪怕前不久他还睡在硬卧车厢里，那种卑微的感觉也是尽快忘却的好。他们便根本不会去想象同辆列车上的别的旅客，他们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官员也许正在想这次干部调整，自己应该更上层楼，而谁谁也许会顶掉自己；做大生意的，须谋划资本扩张，吃掉哪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如果投机，四个人正好凑桌麻将。谁先打了哈欠，有人就会善解人意道：休息吧，休息吧。其实他自己也许早困倦了。有人还会煞有介事换上睡衣，就像在家里或下榻五星宾馆。因为年龄和脂肪的原因，四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打酣的。狭窄的空间里，空气是不循环的，你吐自五脏，他纳于六腑。他们是同一阶层，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了。

    想想软卧车厢的上流人士如此亲和友善，硬座车厢的平头百姓就有些不争气了。他们谁也不比谁高贵到哪里去，只要捞着个座位，就趾高气扬了。若是相互踩了脚，撞了腰，轻则争吵，重则厮打。更不用说混迹其间的小偷了，他们公然如入无人之境。旅客只要捂住自己口袋就行了，别人的闲事不会去管的。倘若有人失了窃，大声呼救，四周的脸色一片茫然。

王跃文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尾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的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其实说穿了，这就是走狗干的事儿。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我见过很多走狗，并不如有些文学作品中脸谱化描写的愚蠢可笑，多是很聪明的。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跃文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成流行概念，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我在小学时代数学是吃过零分的。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却不装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我们就可以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均摊在我们头上，我们不更幸福了？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我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更幸福了。

一个亿万富翁，完全可以这样戏弄穷人：别哭穷了，按人均收入，我同你一样多啊！穷人只好骂娘。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所有文化层次高的体面人士都会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人，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人。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城里那些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工人兄弟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被平均了，就摊到他们头上去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比如某位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平时比如抗洪，战时比如御敌。

匪夷所思

王跃文

    看过篇小说，叫《遍地羊群》。写的是上面拨下扶贫款，扶植贫困山区养羊。可扶贫款被层层侵吞了，羊没养成。等到上级来检查，干部就让老百姓披上白色编织袋在山坡上匍匐而行。领导见着的场面，正像那首老歌唱的，“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于是十分满意。有人会指谪这位作家太阴毒了，太损人了，居然把干部作风写得如此不堪。其实明眼人都清楚，比这更荒唐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光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的咄咄怪事，就令人瞠目结舌了。现列举若干如后：

    某地为了绿化荒山，一劳永逸，不惜耗费巨资，将水泥里和上绿色颜料，铺满整座整座的山头。你站在远处，像孙悟空那样手搭凉棚打一望，但见山山岗岗，尽披绿装。这不比《遍地羊群》更有创意？

    某地为了迎接农村初级卫生达标检查，不准农民在自家新修的厕所里拉屎，得等到上级领导视察过后才能使用。可是领导们日理万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农民要上厕所了，只好扛把锄头去野外挖坑。这不比《遍地羊群》更黑色幽默？

    某地发展小城镇，规定临街面房子必须建三层楼以上。有的群众没钱建那么高的楼，那不行。怎么办呢？政府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善解人意，允许群众先建一层或两层，但临街面的墙必须建到三层以上。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空心楼”。临街面看上去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而高墙后面却是空空如也。这不比《遍地羊群》更加智慧？

    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认真研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天下怪事多着哩，怎能都上焦点访谈？即便是百姓看好的焦点访谈，也得留些版面风花雪月。但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

    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垅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清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掉。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我想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还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后总是没有办法的，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又只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踌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这会让历史记住，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些匪夷所思？他们做的桩桩件件，都像愚人节玩笑。